皇宫之内。

    秦宜禄给杜萍讲课，索性就跟他躺在了床上，甚至是一边讲课，一边动手动脚的，就权当是睡前闲聊了。

    既然杜萍问，秦宜禄也就给出了自己的见解：

    “在传统的社会中，资源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土地，只要土地上有人在耕种，收成上其实都是大差不差的。普通的农人啊，只要是种上了地，不管朝廷怎么收税，收多少税，就没有不尽心竭力伺候庄稼的，所以民间财富取决于天时、水利。”

    “但其实商贾与土地也是没多大关系的，社会上有了商人，就会影响到那些种地的百姓了么？这个道理是说，商业发达就会导致土地被抛荒，只能说这个确实是有一定道理，但也只是一点而已，如今我大汉商业够发达了，可哪一处的土地荒了？”

    “当然，也正是因此，我大汉其实对奴隶的需求，还是很庞大的。”

    “而商鞅的一于农战思想，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解释得很清楚：砍掉全天下除了农、战以外所有的上升阶梯，他其实不是主张一刀切不让老百姓经商，而是想尽办法让商人做生意的时候赔钱。这货最特么损了，国家如果故意祸害你不让你民间的商人获利，那是真的要玩死人的。如此一来，老百姓想要过好日子，就只能靠多种地，多杀敌。”

    “谁都希望今天的日子比昨天过得更好，明天的日子比今天更好。这人啊，不管是老百姓还是达官显贵，只要是活着，就必须有个奔头，幸福也并不取决于存量而是取决于增量，。”

    “而想要过好日子其实说穿了无非也就是升官与发财，如此而已，读书能够做官，优秀的人才就会去读书，经商能够发财，次一等的人才就会去经商，古今中外，只要是人类的社会，都是一样一样的。”

    “种地这种事情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，你会的，全国所有老百姓都会，比的无非也就是谁更勤快，甚至是谁的运气更好，碰到了好的种子，好的年景，种的好种的坏，相差也不会太大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聪明的人想要出人头地，不管他干什么，一定要离开土地，如今咱们大汉也有了类似的说法，都说，只有最没出息，没本事的人，才会守着土地种粮食。”

    “正常来说，一个大汉百姓混的再差，也应该是有种地这一条退路的，就算是不能种自己的土地，也能做佃农种别人家的土地，如果连别人的土地都种不上，那就只能是揭竿而起了。”

    “士农工商也是同样的道理，说到底还是一个上升阶梯的问题，农这个字，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的本，而是一个国家的底啊!”

    “商君书的那套，指的是只要卡死一个社会所有的上升的晋升阶梯，逼的所有人都只能老老实实种地，那么老百姓如果还想要出人头地怎么办呢？那就只剩下上战场拼命了，但凡是还能有其他办法，谁愿意上战场玩命呢？”

    “本朝以来，之所以开始独尊儒术，以察举而择才，却依旧重视士农工商，目的其实也是一样的，这其实是给了老百姓农战之外另外一条上升阶梯，那就是读书，这样，聪明人就都去读书做官去了。”

    杜萍闻言不解地道：“就像你说的，老百姓如果可以通过读书出人头地，聪明人就都去读书去了，想要出人头地的人也就不会在战场上拼命了呀”。

    “可是夫人，以前，有几个人，看得起书呢？”

    “农战思想其本质上，其实是一种全民皆兵的思想，是战时为兵，闲时为农的，一来是欧美味哦古时秦国本身地盘小，战争持续的时间也不长，老百姓农闲时候去打仗，打完仗回来了，还能接着种地。”

    “二来以前社会的本质是纯粹的贵族社会，王与公侯共天下，天下的土地都是他们的，也没有那么多的中小地主兼并土地。随着大量土地兼并，随着后来汉唐以来国土疆域的逐步扩大，渐渐的有了职业士兵，普通老百姓变得只有农，没有战了。”

    “原来是这样，可是，如果真的是崇文抑武，不会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么？”

    “正因如此，我才将军队，分成了防卫军和护卫军啊，防卫军是归朝廷的，是一定要以文治武的，战斗力下降，也是必然，我们也只能是从武器装备上想办法，说白了，仗着咱们大汉有钱，就砸钱便是。”

    杜萍不解地问：“那为什么将军队交给安利号就可以了呢？”

    “很简单，因为考核难道，也因为KPI，更因为惩治贪腐的成本。”

    “啊？”

    “这个啊，解释起来就难了，比如说，如果现在天下大旱，国库又有些空虚，这个时候有人上了一道奏疏，建议让扬州的百姓改稻为桑，将稻田改成桑田，再由徐州运送粮食给他们吃，而产出来的桑可以养蚕，可以缫丝，织绸，卖出了钱，既可以给国家交税，他们自己的生活也能得到改善，你说，这是良政，还是恶政呢？”

    杜萍闻言想了想：“自然是良政。”

    “错，这是个不折不扣，地地道道的恶政。”

    “这是为何？”

    “这天下的政策，从来都不在于如何草拟，而是在于如何执行，执行如果不能到位，再好的政策念出来，经也是歪的。”

    “就说这改稻为桑之事吧，最大的缺点就是在执行的过程中，缺少反腐系统。”

    “任何事情，都有成本和收益两面，改稻，就是成本，而为桑，就是收益，如果两件事的主体都是百姓，那倒也罢了，可如果改稻的成本有百姓负担，为桑的收益由富户官吏所收取呢？”

    “如果缺少改稻所需要的粮食呢？百姓如果不信任朝廷，不肯去改呢？”

    “朝廷，什么是朝廷？朝廷就是一块牌匾，只要是身穿官服的人，谁都可以说自己是代表朝廷，代表朝廷，就有着强制性，到时候他们做任何事，都大可以说一句，这是为了改稻为桑，改稻为桑利国利民，乃是国策。”

    “朝廷公信力在的时候，或许还好，可公信力不在的时候呢？老实说，公信力这个东西，在，那是特殊情况，不在才是常态，到时候任凭上面怎么说，如何让他们改，他们就是不改，又该如何？”

    “说得再直白一点，朝廷就算是真的让利，真的割肉，真的要把这些钱给百姓，可如何才能够保障这些钱可以层层过手，最后落到百姓手里呢？”

    “呵呵，夫人，你我皆是社会底层出身，这天下的好事，从来，也没有往平民百姓的头上落的时候，往往在落下之前，就已经被上面的人给抢走了，反倒是做事的成本，上面的人，会想尽一切办法，推给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。”

    “社会，就是这么个玩意，坏人往往总是比好人，老实人，就是要被占便宜的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如果朝廷真的要做这改稻为桑之事，首先，需要在徐州买粮，可谁去买呢？是不是要派人监督？可是又要谁去监督那些监督买粮的人呢？”

    “最麻烦的是分田，一户人家，到底有多少田亩，需要丈量，丈量得多了，朝廷就吃亏，就要多给补偿，丈量得少了，百姓就吃亏，改稻为桑就做不下去。”

    “更何况，如何确保这些钱能真的到百姓的手中呢？还是需要监督。”

    “田有良田，有中田，有贫田，有些田能种桑，有些田种不了桑，如何划分？”

    “其实只要是这分钱之事，自古以来都是一样，钱是固定的，有的人多分，就一定会有人少分，如何分钱是一方面，如何保障下边的人按需去分，有权力的不趁机多分，又是一方面。”

    “而为了防范腐败所多产生出来的这些钱，就是反腐成本。”

    事实上据秦宜禄所知，防腐成本的这个事儿，其实是极其魔幻的，据说在现代社会，如欧美等国家，防腐成本几乎是事情本身成本的两倍以上，甚至更夸张。

    以扶贫为例，经常出现扶贫需要砸下十个亿，区分谁需要扶贫需要话三十亿，这种奇葩的操作出来

    到最后，可能是觉得这样区分谁贫的代价太高，干脆就不区分了，有钱的没钱的一块发了。

    杜萍道：“所以夫君认为，安利号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？”

    “安利号虽然是权贵的联盟，但它的核心依然还是商业，商业的核心是互通有无，商人通过商业的方式实现对百姓的剥削，朝廷再通过剥削商人的方式取国用。”

    “商人做事，最大的好处是他没法明着打朝廷的招牌，雇工给钱，天经地义，安利号的商人势力再大，顶多也就只能巧取，没有办法豪夺的。”

    还是以改稻为桑为例，这件事如果由朝廷直接去做，则必然耗资糜巨，且必然难以面面俱到。

    “但如果将这件事委托安利号，要如何运行呢？”

    “各地粮价不稳，朝廷要想直接调粮也困难，让人采买也难，直接从库里出，搞不好是要更出幺蛾子的，不如索性便将其换成钱，通过招标的方式，发给商人，让商人拿着我们的钱，去买粮，让他们拿着买来的粮食去找桑农，给粮，也承包土地，约定年底收丝。”

    “百姓之所以不信任官府，是因为一旦官府违约失信，则老百姓几乎除了认栽之外就别无他发，然而商人不会，而且商人之间是有竞争的。换言之就是有竞争而无强制，这个时候，他们自然就会让利给百姓了，为了更快速度的买到更多的丝，一定会尽可能多，尽可能快的跟当地农民达成承包土地的协议，为了速度，这时候哪怕是让他们稍微吃点亏，恐怕他们也都是愿意的。”

    “如此，农民从商贾的手里得到了粮，有了粮心里就不慌，就可以安心的改稻为桑了，到了秋收的时候如果商贾收丝的时候玩花样，百姓可以告官，还可以纠集乡里，讨要公道，最不济，也可以干脆一把火烧了桑田，来一个鱼死网破，总之，农民拿捏商贾的手段是有的是的，可能会受欺负，但至少不会太过分。”

    杜萍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原来这就是安利号的意义”

    “当然，这其实也只是中策，并非是上上之策。”

    “啊？那，何为上上之策呢？”

    “朝廷要给商贾钱，本质上，给的是税款，而税款，也是朝廷从百姓手里收上来的，朝廷收钱，这个钱还是会有损耗，说白了，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似乎无法避免的，真要治理，这个反贪腐的成本必然会很高，这么高的反贪成本，还是要落在百姓的身上。”

    “与其如此，莫不如一开始就干脆别给这些商贾钱，而是将其变成退税减免，如此一来，就减少了给钱的话过程中的贪腐折损，而安利号的商人，大多都是有一定背景的，说白了就是背后有安利号给他们撑腰，只要他们占着理，谁能对他们肆意盘剥呢？”

    杜萍闻言也是感叹：“妙极，妙极，如此一来，朝廷非但少了征粮、运粮种的损耗，更能使商贾、豪强之流自发的行动起来，当真是妙，妙不可言啊。”

    秦宜禄闻言，也是自得一笑。

    这本质上属于赈灾的制度，同样，还是跟宋朝学的。

    宋朝就是这样用商贾的，宋朝是能不用朝廷办的事儿，就尽量不用朝廷办，能甩给商贾办的事儿就尽量甩给商贾。

    而且能不给商贾钱的时候，就尽量不给商贾钱，采取的是一种茶引、盐引等手段，其实也变相的相当于是免税了。

    贪官污吏是杀不完的，尤其是这种赈灾的事儿，那些自以为能靠能力，手腕，刀子，就能逼迫大小官吏清廉干活儿，以为靠杀人就能震慑贪官，实现政治清明的人，大多都是缺乏经验的书生之见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    贪官，永远也杀不绝，而且一旦杀起来，光是查贪官，就组已经将朝廷的十分力气耗损九分，剩下的一分力气，还能赈得好灾么？

    刀子这玩意撑死了也就能管得住县衙及以上，可是县以下的基层，管得住吗？那得准备多少把刀？如何保证刀子不钝？

    如果直接从各地州府调派钱粮，各地州府的上下官吏必然也会上下齐手，尤其是运输过程中的损耗，恐怕会是天文数字。

    古时候打仗，说什么十石粮运到地方剩半石，其实那九石半里真正吃到民夫肚子里的能有半石就不错了，剩下的粮食去了哪，从来都是个心照不宣，不可说之事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弊端，比如北宋时期，各大商贾渐渐的开始仗着朝廷的特许经营，开始垄断市场，做了行头。

    再比如朝廷让商贾运粮，商贾往往也会通过市场的手段，恶意抄高良家，朝廷给盐引，商贾也会尽量压低盐价。

    说白了就是商贾欺负朝廷。

    当然，古今中外所有的商贾欺负朝廷，本质上都是另一种腐败罢了。

    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样做是可以有效的抬高腐败成本的。

    这又怎么能说商贾无用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