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童年记忆，是从雪城火车站开始的。

    那是个疯狂的年代，大喇叭里的歌曲斗志昂扬。

    我爸把我放在了候车室冰凉的长椅上，再也没回来。

    不知道坐了多久，我饿了，哭声引来两个警察，带我去了站前派出所。

    警察阿姨给我扒了个热乎乎的烤土豆，问我叫什么。

    我狼吞虎咽地吃着，说叫小武。

    她问我姓武还是叫小武？

    我说不知道，噎得慌。

    第二天上午，我被送去了雪城儿童福利院。

    那天雪好大，整座城市都是白的。

    一些人嘁嘁喳喳，说我大约五岁，还让我姓党，我不同意。

    坚持两天以后，他们给我起了个名字：武爱国。

    我不喜欢，固执的让所有人都喊我小武。

    我忘了自己姓什么，怕改了名字以后，再也回不了家。

    讽刺的是，后来我回去取档案，去派出所办了身份证，名字还是武爱国。

    我在福利院待了四年，认识了好多字。

    那里的生活谈不上幸福，吃不饱，冬天一手的冻疮。

    每年的大年三十后半夜，我都会被噩梦惊醒，每次梦境都一模一样。

    梦里看不清人，耳边都是响声，像是过年时放鞭炮，又像是枪战片里的场景，随后通红一片，天与地仿佛都在燃烧……

    1981年刚入冬，我翻墙跑了。

    我知道自己不是孤儿，我有家，有爸爸妈妈，尽管他们的样子早已模糊不清。

    跑出来的前几年，我一直在街头要饭。

    有时我会去一些饭店，捡饭桌上的残羹剩菜。

    我卑微的像条流浪狗，嫌弃、白眼、辱骂与毒打，是家常便饭。

    我只想活着，无所谓尊严。

    我有过小伙伴，可走着走着就散了。

    二丫病死在了我怀里，平时红嘟嘟的小嘴像纸一样苍白。

    那天夜里，我把她放在了派出所门口，躲在暗处守着，直到有个警察叔叔出来，我才哭着跑了。

    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想交朋友。

    我时常想，为什么自己从未做过坏事，但人间疾苦，却没有一件放过我？！

    1984年的夏天，在京城一座立交桥下，我认识了一个邋里邋遢的老头儿，我们很投缘。

    我每天去要饭，回来分给他吃，他给我讲了好多江湖故事和规矩。

    可没多久，他不见了。

    三个月后，京城落了初冬第一场雪，听说他死在了看守所里，我很伤心。

    后来我才知道，老人绰号老王爷，是道上赫赫有名的贼王！

    他并没有教我什么，却是我的启蒙老师。

    不知不觉，我成了一个贼。

    江湖有暗语：西北玄天一枝花，横葛蓝荣是一家；虽然不是亲兄弟，谁也未曾分过家。

    其中：“荣”，称之为荣行，也叫小绺门，就是我这个行当：

    贼！

    江湖黑称[老荣]。

    京城叫佛爷，天津卫叫小绺，上海叫贼骨头，川省叫贼(zui)娃子，浙南叫绺仔，当阳叫偷不佬……

    在东三省，普遍叫小偷、钳工。

    我没有团伙，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师傅。

    少管所、收容站和拘留所就是我的学校，里面那些贼都是我的老师。

    我给他们洗脚、捶背、按腿、值夜，卑微的像孙子一样。

    甚至还不如孙子。

    孙子在家里有人疼，我没有。

    他们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从来不把我当人！

    进去的次数越多，我的嘴就越甜，也越会来事儿。

    扒、划、镊、夹、掏、抓、套……偷的方式千变万化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手艺也越来越好。

    [摘挂]，包含两种扒窃手段。

    第一种很低级，指的是在火车上，小偷故意将自己的衣服挂在乘客衣服旁，以拿自己衣服为幌，趁机取走乘客衣服中的财物。

    第二种，则是荣门难度最高的技术活！

    指的是光天化日之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摘下别人脖子、耳朵以及手腕上的金银首饰和名表等等。

    这种技术，必须是经验丰富、手艺精湛的老扒手才能做到。

    而我在十九岁以后，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嗅觉、知觉及直觉，都已是出类拔萃，[摘挂]手法出神入化！

    老王爷曾经说过：偷，是会上瘾的，一上瘾就以此为乐了。

    我不否认他的说法，这个行业确实是这样，尤其第一次出手，紧张、惶恐、刺激、兴奋……像初夜一样。

    可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没瘾，只为活下去。

    我谨守荣门规矩，不贪，更不求发财，每次够我一段时间的花销即可。

    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

    我只想回家！

    找到我的爸爸妈妈！

    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用脚丈量着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。

    十六年里，我跑了太多地方，东到抚远、南到三沙、西到喀什、北到漠河。

    我像匹孤独的狼，经历过太多太多苦难，却从未沮丧。

    我告诉自己：小武，你可以卑微如尘土，却不可扭曲如蛆虫！

    为了自保，15岁时，我在沧州学了两年八极拳。

    再后来，我在广州看守所里学了自由搏击，出来后白天学修表，晚上又花钱去学散打和拳击。

    我不想欺负任何人，但再也不想被别人欺负！

    从广州回雪城那天，是大年三十，趴在冰冷的桌子上，听着单调的铁轨声，我睡的特别安心，一夜无梦。

    后来，我养成了习惯，每年这一天都会在火车上过。

    当我上唇的绒须开始变得扎手，我不再失手，也轻易不会再出手！

    1997年，这个冬天特别冷。

    我从宁夏回雪城。

    裹着军大衣，站在两截车厢连接处抽着烟。

    有人开门，嘈杂声瞬间大了起来：

    “啤酒、饮料、矿泉水——，香烟、瓜子、烤鱼片唠——”

    “收收腿儿——”

    车窗上的冰霜，将匆匆掠过的黑暗放大、扭曲。

    我把烟蒂按灭在墙上的烟灰缸里。

    列车员睡眼稀松打着哈欠，嚷嚷着让一让，费力地挤了过来。

    火车停了，是山海关站。

    车门刚一打开，下车的旅客就迫不及待地往出挤。

    我退到了列车员室位置。

    其实这个时间出手最安全，一是因为挤，不容易发现；二是等发现钱丢了，火车也开了。

    我不会出手，因为车厢里有只肥羊，我已经盯了一路。

    站台上卖货的冲了上来，他们全副武装，一个个捂得像山里的熊瞎子，炒瓜子、干豆腐卷大葱、糖葫芦……吆喝声不断。

    旅客开始上车，我下意识观察着每个人。

    回到5号车厢，不由一怔。

    我那只肥羊，竟然成了别人的猎物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