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左庶子可有熟知欧罗巴诸国事物者向本宫推荐？”不让见欧洲传教士洪涛也没辙，只能退而求其次。

    按照叶向高的说法，这些传教士多年前已经到了明朝，且在福建、江浙地区溜达了很久，懂大明礼仪和汉话，身边聚集了一群好奇心比较强、愿意了解世界的士人阶层和官员。

    “与利玛窦最近者首推李之藻，此人是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进士，杭州人，现任工部营缮清吏司员外郎，从五品，通西番话。殿下若要当面询问，臣愿引荐！”

    李之藻是谁洪涛真没印象，但见一见也没害处。不用多，聊一个时辰具体事物就能知道此人是被基督教引诱了，还是向往未知喜欢钻研。

    如果是前者，以后不见就是。如果是后者，嘿嘿，多了个帮手呗。即便现在用不上，将来也能助自己一臂之力，闲了置忙了用嘛。

    说起悄悄做准备，洪涛可就有精神了。从四岁拿起毛笔跟着生母王氏学写字开始，他在没事的时候写写画画了很多张纸，一张张编号用不同的书册夹好，放在床头的小箱子里。

    在外人眼中这些纸张全是小孩子的顽劣之作，看不懂且毫无价值，但在洪涛眼中则值连城。它们都是用现代英语记录的后世科技产品生产资料，从参数到加工方式能想起来的全写上了，只要配上合格的工人立马就能变成工艺流程。

    洪涛早在断奶之前就琢磨明白了这一生的走向，想改变命运必须先改变身边的环境、想改变环境就要改造人的思想、想改造人的思想就要提供足够的诱惑。比如物质和精神，第一步就是物质。

    古人常说衣食足则知廉耻，仓禀足则知礼节。明朝人不是不喜欢进步，也不是天生懦弱。他们大部分吃不饱、穿不暖，整天在为生计奔波。非要振臂高呼消灭阶级剥削、推翻封建统治，谁有功夫听，谁又有时间琢磨？

    人只有在吃饱喝足，满足了一部分物质需求、生存状态不是太紧迫之后才有心情去琢磨人生的意义和世间的道理，进而想到将来该如何。人也只有具备初步抵抗灾难的能力之后，才肯为别人稍稍损害自己的利益。

    明朝的官僚、地主阶级倒是具备这些条件，且学问高深者众多，他们为啥不去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呢？同样是环境不允许。

    别看他们手里有权有钱，可是稍有松懈立马就会被更大的权势吞没。政治斗争的失败往往标志着一家一族的兴亡，也就一时一刻不能停止争夺。先和皇权争再和同僚争，生命不息斗争不止，永远没头。

    从本质上讲明朝的百姓和官僚地主全处于同一种环境中，那就是商鞅所发明的理论。通过各种办法让人们时刻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，减少思考时间，然后皇权就容易巩固了。

    很显然，商鞅这套东西在当时有效，就像王安石和张居正的变革一样，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。可一旦时间拉长弊端就越来越显著，斗争过于激烈，连皇权也被卷了进去，大家一起斗吧，没完没了。

    改朝换代并阻止不了此类情况的循环往复，纵观中华文明几千年，开国之君通常可以依靠个人能力压制副作用，但越往后越压不住。一旦某位继任者能力不足立马就会崩盘，不可收拾。

    也不是没人试图改变，可文化这个东西平时摸不着看不见，一旦形成体系就非常执拗，轻易不会变，且出了问题无法自愈。

    那有没有办法让恶性循环停下来呢，洪涛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前几次穿越他变着花样折腾过，结果都不太满意，早就烦了，不想再尝试。

    但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这辈子变成了窝囊太子和短命皇帝，不继续折腾就得任凭别人骑在自己脑袋上拉屎，还是稀的。能吗？当然不能！别说稀的，干的也不成！

    从这一点讲，操控洪涛一遍遍穿越的那些玩意，在把控人性方面确实已经炉火纯青了。分寸拿捏得非常准，就知道洪涛忍不住，还非要留一丝活路，然后悄悄在边上看热闹。就像人类看蛐蛐打架，说不定还挂了赌注。

   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不和远超人类文明的未知事物斗，要不和眼下这些明朝皇帝、大臣，包括周边的国家势力斗。

    洪涛用脚指头仔细算了算，答案非常明确。别说只有明朝，再加上个清朝和民国，自己也只能选择硬着头皮上。好歹这些人和事能看得见摸得着，有动脑子想办法打败的可能性。

    没办法，蛐蛐再厉害也是蛐蛐，谁听说过蛐蛐一口把人咬死了！

    按照这个思路，洪涛就要开始斗蛐蛐的第一步了，先让自己这只蛐蛐汲取足够的营养，长出健壮的身体和牙齿，做好将来上场撕咬的准备。

    但这个过程必须尽可能掩人耳目，一旦被皇帝、郑贵妃看出端倪，势必会遭到极大阻力，搞不好就得中途夭折。

    另外身边的宦官和朝臣们也不是很好的帮手，只能采用欺骗的手段连蒙带唬，短期利用可以，依旧不能让他们发现自己的真实目的。

    自鸣钟，就是洪涛无意中发现的好借口。原本是打算先从印刷或者纺织行业起步，没想到在大婚那天见到万历皇帝手里拿着个钟表，还爱不释手，得，就是它吧。

    说起来钟表行业比印刷和纺织行业的起点更低，也更容易掩饰。不是说它的科技含量低，恰恰相反，钟表的科技含量在明朝中后期必须非常非常高。

    高不可攀到的什么程度呢，没有欧洲传教士亲授，仅靠明朝工匠们自己开窍几乎是不可能仿制出来的。别说制造钟表，光是这种思路就一时半会儿产生不出来。

    也正是因此洪涛才觉得钟表行业适合自己，明朝人越是不理解、无法想象，自己就越方便忽悠，方便到几乎没人能抬杠的程度，也就没人能戳穿了。

    同时这种玩意也比较好赚钱，不用爆产能，仅凭少量产品就能获得足够丰厚的利润。这样一来原材料也容易采购，造成的影响最小。

    和它比起来无论印刷还是纺织，动辄几十上百人，机器像半个房间大小，每日里噪声不断，基本没法在宫里操作。